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心懷‘國之大者’”。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國之大者”深刻揭示了新時代治國理政的一大核心理念，廣大黨員干部應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深入領會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和時代指向，對“國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數。
從歷史的角度看，“國之大者”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總結提出的關于治國理政的標識性概念，體現著國家治理中關于國勢、國運等重大問題的戰略性思考。古代君臣在紛繁復雜的行政事務中，總是希望能夠抓大放小、舉重若輕，分清主次、辨別緩急，找到最核心、最關鍵、最迫切的問題，并將其置于優先解決的位置，因勢利導，未雨綢繆。
“國之大者”的常見表述有“國之大事”“國之大計”“國之大務”“國之大權”等。最早對“國之大者”的闡述是關于國家祭祀和軍政的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就其含義來說，“國之大者”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祭祀、禮制與教化。祭祀與禮教歷來是古代君臣高度重視的事務。《漢書》稱：“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言大事也。”《晉書》記載：“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文獻通考》中說：“夫國之大事，莫大于祀。”軍政事務。歷朝歷代極為重視軍政，往往將其提升至關系生存的戰略高度。《六韜》中說：“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漢書》：“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后法。”《通典》：“夫戎事，有國之大者。”愛民重農、尚賢舉能。管子認為：“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晉書》中也有言：“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賞罰分明、尊法誠信。唐中宗曾下詔：“國之大綱，惟刑與政。”《三朝北盟會編》：“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陛下所以坐制六合、撥亂興衰之具也。”明太祖強調：“賞罰者，國之大權。”理財救災、薄賦恤民。宋人楊萬里說：“保國之大計，在結民心；結民心，在薄賦斂；薄賦斂，在節財用。”元人蘇天爵認為：“薄賦稅者，治國之大經；廣聚斂者，蠹民之弊法。”《清經世文編》記載：“財賦者，國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興廢，靡不由之。”這些論述充分認識并強調了輕徭薄賦對贏得民心的重要意義。
每個歷史階段都面臨不同的社會環境，也會出現新的問題，自然便會形成特定的“國之大者”。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確立，開辟了選官用人的嶄新路徑，“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充分反映了科舉取士成為時代的重大任務。宋代，在“重文輕武”的環境下，學校、人才選拔等問題日益受到關注，被視為和天地、宗廟同等重要的“國之大本”。清末，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國人探尋救亡圖存出路，關注國際形勢、發展工商業等成為時代使命。“國之大者”的內涵在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解讀和實踐中得以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不僅傳承著歷史智慧，更反映著一個歷史階段的突出任務，彰顯著一個歷史階段治國理政的突出特點。
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對“國之大者”的認識，充分展示了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歷史啟示。
“國之大者”在于固本。從“國之大者”的系列論述中，可以看出農事、民生、祭祀、軍事、教育、刑法、財稅等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國家發展的根本因素。農業事關國計民生，是古代社會的頭等大事。“重農愛民”是維護王朝統治的基本準繩，祭祀事關國家權力秩序和意識形態問題，軍事力量關乎國家安全，教育是培養人才、發現人才的重大工程，賞罰刑獄事關社會秩序，財稅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古代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認識到“國之大者”各要素的重要性，探索各種方法來解決好這些問題。例如，古代君臣將“輕徭薄賦”“倉廩有積”等進一步界定為“國之大者”，實際上是基于“重農愛民”、收結民心的政治考量。固本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古代君臣對國家根本性、基礎性事務的長期關注與重視，就是從根本上處理好“國之大者”。
“國之大者”在于踐行。我國古代，“國之大者”的主要討論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討論的目的主要是為治國理政提供可行之法。對“國之大者”的論斷一方面是順勢而生，源自君臣、思想家對國家發展新動向的敏銳把握。例如在科舉制度的確立和完善過程中，君臣圍繞科舉取士，展開了一系列關于學校、人才等“國之大者”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是因事而生，是一些官員在履行職能過程中，針對其職務范圍的一些問題而產生的思考與應對。漢桓帝時期，連年饑荒，生產凋敝，生民貧困，有人認為貧困的原因在于錢幣輕薄，主張改鑄大錢。劉陶冒著獲罪的風險上疏反對，稱“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明確指出國家憂患在于民饑，及時制止了鑄錢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明嘉靖元年，南郊耕耤之際，有關人員卻喧笑懈怠，禮科給事中李錫指出：“南郊耕耤，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哄然喧笑，殊為瀆褻。”因而請求對教坊司進行預演，反映了其對職責的有效履行和對國之大事的嚴肅態度。“國之大者”關乎國之興衰危亡，關乎國計民生，卻也是由諸多具體的問題組成，不僅能從各群體對國計民生的反思與建言體現出來，更能通過各群體對其職責的認真履行得以實現。
“國之大者”在于居安思危。古人在對“國之大者”的討論中，時刻關注危害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因素，總結出了諸多有關“國之大失”“國之大患”等的認識。明弘治年間，兵科給事中盧亨說：“兵荒者，國之大患。”強調兵荒是國家的重大憂患。明代思想家湛若水疾呼，一些興利之臣急于征斂，卻不知其“病國之大者也”。國之大計，務籌久遠，古代君臣對“國之大者”的討論蘊含了強烈的憂患意識，一些統治者還積極采取措施對干擾社會穩定的因素加以防范。如唐德宗認為漕運是國之大計，而春夏之時，受兩岸田地灌溉影響，舟船往往停滯，于是委任地方官負責分界管理，確保暢通。這充分反映了踐行“國之大者”，也要做到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我們要認真汲取傳統文化的思想滋養，準確把握心懷“國之大者”的時代要求，深刻理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的、強調的、堅持的、維護的就是“國之大者”，深思篤行，履職盡責，自覺擔負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時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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